威廉希尔williamhill

　　二零一八年的国庆长假，我开车去了两个地方。先去了安徽怀宁县高河镇的查湾村，去看望了小查（海子）的家和他的墓茔。然后去江苏仪征拜谒了盛成先生的墓地、故居，以及当地政府为纪念这位仪征之子而设立命名的盛成广场。去这两处，是我长久的愿望，因而后来分别写了《带一只蝈蝈和六只蛐蛐儿去查湾大队看小查》与《去仪征看望盛成先生》两篇文章。这两位人物，都与北京有着很深的渊源，因此，文章先后在《北京晚报》副刊上发表了。前者文题虽有寄托，但刊登在报纸上稍感冗长，因此，发表时改成了更简短有力的《去查湾大队看小查》。后者的发表，得到了意外收获。有一位读者王家安先生，看到此文后，通过网络辗转找到我，告诉我他家珍藏有一张一九三零年代的婚礼老照片，照片上一众人物中，有盛成先生。

　　王家安住在上海，与我同在一城，于是我们相约在上海图书馆见面。见面后，王先生向我展示了一张老照片，并告诉我他初步研读的结果。这是一张摄于一九三九年五月的结婚照，我一眼认出照片中站在后排的盛成（盛氏当年的发型非常独特），此外，我还认出了站在新郎、新娘边上的阎宗临与梁佩云夫妇。画面前排，有三个站立的孩子，被王先生解读为盛成与郑坚所生的三个孩子：盛保罗、盛碧西与盛滴娜。

　　这一张结婚照的主角，自然是新娘与新郎。新娘是王家安的姑母王淑兰，新郎是郎鲁逊。地点是桂林天主教堂……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盛成老照片，其年代、地点、人物，都值得一考。盛成与照片中人物的关系若何？尤其是与婚礼男主角郎鲁逊。我恰巧知道郎鲁逊其名，是因为我当时刚刚写完的常书鸿、以及正在写的王临乙均与他有过交集。

　　郎鲁逊结婚照（中为郎鲁逊王淑兰夫妇。王左为梁佩云，后为盛成。前左抱婴孩为陈秋帆，婴孩为钟少华。郎鲁逊右为阎宗临婚纱照新闻。）（王家安供图）

　　盛成晚年眼睛大坏，既无法阅读，写作更无从说起，但他通过口述实录，留下了一部《旧世新书：盛成回忆录》。是书一九九三年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印数很少，只有一千五百册。这一年，盛成先生健在，已是九五高龄。盛成去世几年后，此书被山西人民出版社以《盛成回忆录》再版。这本书中，盛成曾提及阎宗临与梁佩云，但并未提及郎鲁逊。盛成一生长寿，所经历的事件、所交集的各色人物众多。当年我在盛家每每与盛先生夫妇或有预设主题或无主题的漫谈，总是不知不觉中与历史中的各种人物邂逅。如果我的记忆无误，老先生确乎未曾与我谈起过郎鲁逊。大约两人分别既久，或缺少一个合适的话题吧。那么，郎鲁逊是谁？盛成又缘何会出现在他的婚礼上？

　　在常书鸿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作者曾提及郎鲁逊，时间主要集中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初到巴黎时。常书鸿回忆：“我认识一个杭州老乡郎鲁逊，他是半工半读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雕刻的同学。”郎鲁逊不仅为新来乍到的常氏“想方设法”（常书鸿语）找到了最廉价的栖身之所，那是位于科技学校路中国饭店对面一个小旅馆最上层的阁楼，还在“我到巴黎的第二天，热情友好的郎鲁逊认真带领我参观了伟大的卢浮宫。”甚至，常书鸿考取里昂中法大学浙江公费生的消息，也是由郎鲁逊最先告诉他的。作为老乡兼朋友，郎鲁逊当年也分享了常书鸿的喜悦。此后，常氏负笈里昂，郎氏则仍留在巴黎。

　　一九三二年夏常书鸿从里昂美术学校毕业，去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他在回忆录写到此一节时，提及了老友重逢的吕斯百、王临乙、曾竹韶、唐一禾、秦宣夫、陈士文、刘开渠、王子云、余炳烈、程鸿寿，却未提及郎鲁逊。在同一所学校（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共同学习的王临乙、刘开渠等也未为郎鲁逊留下只字词组。因此，实在是应感喟常书鸿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为郎鲁逊留下了惊鸿一瞥的极简记录。

　　二零一九年，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巡展。在呈现了艺术作品的琳琅满目之外，最后文献部分，专门为曾经留法的雕塑家留下了一章。此展览的主要内容后以同名图文画册在二零二一年出版。该书中，收录刘礼宾《民国时期留学欧洲雕塑家情况研究》一文，文中提及郎鲁逊处，是因为郎氏在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曾发表过《法国现代雕塑概论》等文。《民国时期留学欧洲雕塑家情况研究》一文有四个附表，其中《附表三：部分法国现代艺术家对中国留法雕塑家的影响》，收录了十位中国雕塑家，郎鲁逊名字赫然列在第一位，也是因为他当年回国不久写就的那一批文章中，保存了对中国美术史而言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附表一：留学欧洲中国雕塑家统计表（部分）》中，虽然也保存了郎鲁逊的名字，但对其基本信息的严重残缺不仅是现代美术史的一种遗憾，而且几近尴尬。此表对郎鲁逊的信息描述是：

　　“雕塑家：郎鲁逊；生卒年：生年不详，逝世于1942年之后；籍贯：不详；留学期限：20世纪20年代留学法国；留学城市以及所在院系等：不详。”

　　可以想见的是，该表收纳之所以没有遗漏郎氏，其出处仍然来自于他早年发表的、且大数据时代比较容易搜寻得手的公开文字（其实只要仔细阅读郎氏当年发表的文章，至少他所留学的城市、学校与专业，以及回国日期都是可以确定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郎鲁逊其人被美术史界被动地忽略。这种忽略并非完全囿于政治，更多的是因为信息的阙如。以至于像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美术史（1911—1949）》中，没有对郎鲁逊的只字片墨，在该书《附录二：近、现代早期美术界留学人员名录》中，郎的名字遍寻无着。

　　从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华民国美术史（1911—1949）》完全失名，到二零一九年“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展览《留法中国雕塑家统计表（部分）》中的榜上有名，虽然信息依然严重不足，但总算是一种进步。

　　检讨郎鲁逊各种信息的阙如，一方面是抗战军兴后，郎鲁逊投身抗日救亡，其主要工作渐渐远离了美术界。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九四九年后，他携家去了台湾。之后的很多年，海峡的阻隔犹如天堑，从知情人的回避到失忆、又从失忆到失记。信史的失记，往往会造成以后世代的失忆。

　　据一九八七年由郎鲁逊先生治丧委员会署名的《郎鲁逊先生事略》，算是对郎氏生、卒及生平有了一个大略：“郎鲁逊，一九零八年生于杭州，一九二七年从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即赴法国学习美术。初入法国巴黎国立美术院，从蒲喜学习雕塑。旋考入法国国立美术史学院及装饰美术学院，至一九三三年完成学业，翌年归国，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教授法文与美术史……一九八七年去世于台北。”这个《郎鲁逊先生事略》，是台湾的讣告，来源或是官方档案或是家属。其中，郎鲁逊的生卒年、籍贯、在巴黎留学、回国后的经历以及抗战后的去向是明确的。但倘若细究起来，也仍然有不确之处。

　　据《申报》记载，郎鲁逊一九三二年夏季回到中国，即返回家乡杭州，埋头创作雕塑，是年十月，该作品在“新华艺专教员近作展览会”上展出。这个展览会，《申报》亦有记录，而且就在刊登“留法雕刻家返国”新闻同一天的报纸上。

　　从当天的报纸广告上，可以看到该展览会的准确名称为：“新华艺专教授作品展览会”，展览时间十月五日至十日，地点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三九三号世界学院内。与展的艺术家名家众多，油画有汪亚尘、陈抱一、周碧初等；国画有徐悲鸿、潘天寿、黄宾虹、张大千等；雕塑有江小鹣、郎鲁生（逊）、滑田友。郎氏作品的参展，说明应该在新学年开始前，他或已被新华艺专所聘。

　　当时沪上有名的艺术团体艺风社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日至十日在中华学艺社举办了第一届画展，郎鲁逊有六件作品（雕塑、素描各三）与展。在当月出版的《艺风》月刊（艺风社第一届展览会特刊）上，发表了郎鲁逊《关于雕刻及其他》一文，并选刊了与展作品《哈同先生造像》《白利公夫人造像》两件作品。

　　一九三五年的郎鲁逊更加活跃。他不仅在复旦大学教授法文，同时还受聘在上海法政学院任教。因校方欠薪，次年留下了他与法政学院法人章士钊对簿公堂的记录。

　　此外，朗氏还与上海一些有志于外文教育的同道，组织了中外语文社。他与吴庆昌、杨任天等为该社董事，除了在当年暑假开办外文补习学校外，他们还有开办外文补习学校或中外语文学院的计划。这时的郎鲁逊已被视为法文方面的专家。当时的一则新闻消息，披露了中外语文社主要成员的身份：

　　语文专家郎鲁逊、江磐杨任天、吴庆昌博士等、为便利各大中学生利用暑期进修外国语文起见、举办外国语暑期学校……法文科郎鲁逊、为留法艺术专家、现任复旦法政等大学教授……闻已觅定卡德路六十一号美华女中为暑校校舍、业已开始招生、定于七月八号开学云。

　　同日同版该条新闻的后一条，是他参与中国美术制版印刷函授学校暑期班并以“留法美术家”身份担任美术部主任的新闻。

　　姓名：郎鲁逊；字：迦郎；籍贯：浙江杭县；学历：法国巴黎国立艺术院毕业；教科：法文；通讯处：上海金神父路福履理路七八号；到校时期：二十四年（1935）春。

　　在次年编印的《同学录》，已不见郎鲁逊其名，所以可以推论，他在复旦任教时间为一学年。

　　郎鲁逊自一九三二年夏回国后，他在社会上活动是频繁的。除在雕塑、绘画上屡有作品面世，还在各高校教授法文与艺术。业余时间，则著、译甚勤（甚至还创作了小说），他还是抗战爆发前江南地区每周举办一次的著名文艺沙龙“文艺茶话”的发起人与负责人之一。该沙龙其他发起人还有徐仲年、华林、孙福熙、汪亚尘等。盛成回国后，曾多次参加该沙龙的活动。盛成与郎鲁逊的相识，如果不是始于巴黎，则应该是在这个时期。

　　“卢沟桥事变”后，盛成应胡愈之邀请主持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与会人员中，郎鲁逊名字频频出现。此时的郎鲁逊，受董显光招揽，已进入政府序列的国际宣传处工作，与盛成主持的民间组织国际宣传委员会有着共同的工作目标——即向海外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战。

　　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郎鲁逊不仅是四十三名理事之一世界杯下注，还是十五名常务理事之一。常务理事名单如右：汪日章(主任理事)、张善子、唐义精、唐一禾、吴作人、倪贻德、赵望云、林风眠、伍千里、郎鲁逊、马达、叶浅予、高龙生、陈之佛、徐悲鸿。协会下设：总务部（主任倪贻德）、组织部（主任唐义精）、研究部（主任张善子）、宣传部（主任郎鲁逊）、出版部（主任叶浅予）。郎鲁逊在当年美术界的地位大致可见一斑。

　　一九三八年，盛成与郎鲁逊同在中国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从事国际宣传工作。盛成此时与一九一七年长辛店工作时期的同事王文俊一家偶然相遇并保持了交往。王氏是平汉铁路的高级职员。据资深媒体人李星可出版于一九九一年的文字回忆：“王老太爷也是法文学校出身的，不但法文讲得很好，而且喝法国酒更是内行；他家里收藏的法国名酒，恐怕全汉口也找不出第二家……”当时来往王家的，多是曾在法语区留学过的人物，盛成也曾带爱酒的郁达夫一往。郎鲁逊应该是由盛成或其他人带领去过王家，并对王家尚待字闺中的女儿王淑兰一见钟情。

　　武汉势危时，盛成经与李宗仁商量，将国际宣传委员会一分为二，一部由王炳南带去重庆，一部则由盛成带往桂林。被盛成延揽至国际宣传委员会的阎宗临、苏芗雨等都去了桂林。王家此时也一同转移到了桂林，并与盛成一起居住于桂林郊外的施家园。

　　据王家安先生介绍，郎鲁逊与王淑兰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底在桂林天主教堂结婚的。从郎鲁逊结婚照上可以看到，包括新郎新娘在内总共有二十人参加。盛成站在第二排，发型极有特点，让人过目不忘。

　　王家安曾认为站在盛成身边的女子是李静宜，应是误读。他认为最前排站立的三个小孩是盛成的三个孩子，即保罗、碧西与滴娜，也部分认错。经我辨认并与同期其他照片比对，可以确定保罗与碧西出席了婚礼，最小的孩子滴娜，应由李静宜带在家中未出席，李静宜还很可能负责带着阎、梁夫妇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出生的一对双胞胎，此时刚满周岁。照片中另一个较大的女孩，后经王家安再次回忆，确定应是他的堂姐王秀玲。

　　站在新郎新娘身边世界杯下注，作为证婚人的两位是一对夫妻，即阎宗临（1904—1978）与妻子梁佩云。阎宗临曾留学瑞士，获博士学位。回国不久在武汉由盛成介绍加入法意比同学会，同时，也邀请他加入到自己主持的国际宣传委员会中。故他和盛成一起来到了桂林。对于郎鲁逊以及与王家的关系而言，当然是盛成更熟悉与密切的。但从婚礼照片看，阎宗临夫妇应该是这场婚礼更重要的嘉宾。原因虽然没有当事者明确告知，但却是可以推理的。这时的盛成，丧妻刚满一年。应该就在郎鲁逊婚礼后的几天中，本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是盛成亡妻郑坚的第一个冥诞，他为郑坚写下了一封情深意长却永远无法投递的信。基于这个理由，李静宜当时应该与盛成尚未结婚，故此，也不太可能出席这个婚礼。

　　照片的一左一右还有两个被怀抱着的孩子。左面怀抱婴儿的女性，王家安无法解读。右面一男子怀抱婴儿，王先生说，那婴儿正是他本人。一九三八年生于武汉，当时未及周岁。抱着他的，是他的父亲王振峝（叔群），原来也是平汉铁路的职员。最右侧提包的女子，则是他的母亲黄受敏。

　　我因爬梳盛成在桂林岁月，顺便发现了很多文化人事迹。如，在桂林《救亡日报》上，发现了多首钟敬文的旧体诗，经告知钟敬文哲嗣钟少华老师，他说，这些诗为《钟敬文全集》所失收。因钟敬文先生与盛成是抗战后期中山大学的同事，所以，钟少华与晚年的盛成交往甚密。当我把郎鲁逊结婚照给他看时，忽然有了意外收获。他很肯定地告诉我，照片左侧怀抱幼儿的，正是他的母亲陈秋帆（1909—1984，原北师大中文系副教授、钟敬文夫人），而怀抱着的幼儿，正是他本人。钟少华一九三八年生于桂林，算起来与王家安同龄。

　　这消息太意外了！但他本人言之凿凿。当我想办法找到陈秋帆一九三九年后其他照片并对比后，基本就可以确定钟少华之说。钟敬文原在桂林工作，但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他已经去广东的三战区前线工作。可能因为安全考虑，他将妻子留在了桂林。至于是什么因缘出席了郎鲁逊的婚礼，还需更多的考证。有一种可能是，钟敬文陈秋帆曾在杭州工作，活跃于文艺界，由此与归国不久的郎鲁逊相识相交。

　　值得一提的是，婚礼举行的地点，是桂林的天主教堂，所以，出席的人员中有罗民劳主教。这个教堂，极可能就是两个月后（七月三十一日）被日本飞机炸毁的那一座教堂。在夏衍担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上，有一则消息可以证实这座教堂被毁的确切日期。该报载：

　　（本报特讯）本市之美国天主教堂，于前月（七月）三十一日敌机来袭时被炸毁，国际宣传委员会特于昨晚假某处招待罗主教与包神父，由总干事盛成致词表示慰问。

　　在抗战期间，盛成所代表的国际宣传委员会以慰问桂林天主教罗主教与包神父的形式，表达了中国将团结尽可能多的阶层一致抗日到底的决心。

　　作为中国近代赴法国最早学习雕塑艺术的先行者之一，郎鲁逊自一九三二年回国后直至抗战前，除了积极创作雕塑作品、参加各种美术展览，还在高校教书（主要教授法文与艺术）、写文著书（甚至创作小说）、翻译欧洲艺术著作。直到抗战军兴，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生活，投入到抗日第一线的救亡中去。也因此，他从一个著名的雕塑家，主动成为当代艺术的隐者，乃至在美术史中失踪。当一个艺术先驱者成为遗珠，或有沉默之憾，这也是时代的遗憾。

　　在其全家赴台后，他又重执教鞭，成为台南工学院（今成功大学）建筑系教授。作为盛成研究者，我所关心的，是郎鲁逊赴台后与老友盛成有无交集。

　　承王家安先生转告，据在台湾的郎鲁逊王淑兰之女郎睿告知，当年郎鲁逊在台南工作时，王淑兰如带子女去台北，总是借住在温州街十八巷的盛成家中，郎睿还记得盛家有个小姐姐叫滴娜。郎睿还回忆，当父亲去刚果工作全家同行时，盛成还专门设宴为之送行。查郎鲁逊去非洲工作是在一九六零年，缘由是受联合国文教组织所聘担任刚果国立师范学院教授。这应该是已知的盛成与郎鲁逊所交集的最后消息了。

　　王淑兰一九六二年在刚果去世，郎鲁逊将亡妻送回台湾安葬，此事曾被当年的台湾纸媒所报道。可见郎鲁逊虽然远在非洲，终究还是台湾学界值得一提的人物。郎鲁逊回台期间与盛成有否往来，待考。作为王淑兰家的世交、更因为是郎、王一九三九年结缡于桂林婚姻的见证者，盛成大概率是不会缺席王淑兰最后的告别仪式的。

　　一九七四年，郎鲁逊在非洲高校聘任期满后回到台湾，而盛成则早在一九六五年以探亲之名离开台湾去了美国。一九八七年，郎鲁逊在台湾去世。郎鲁逊结婚照上一左一右两个最年幼被怀抱的稚儿——钟少华先生与王家安先生，均生于一九三八年的抗战烽火中，他们仍健康地生活着，今年已是虚龄八六的老人。钟在北京，王在上海。（责编：孙小宁）世界杯下注世界杯下注世界杯下注